有些批评家说，中国的文人学士，尤其是诗人，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色彩，所以中国的诗文里，颂赞秋的文字特别的多。但外国的诗人，又何尝不然? 我虽则外国诗文念得不多，也不想开出账来，做一篇秋的诗歌散文钞，但你若去一翻英德法意等诗人的集子，或各国的诗文的 Anthology来，总能够看到许多关于秋的歌颂与悲啼。各著名的大诗人的长篇田园诗或四季诗里，也总有关于秋的部分，写得最出色而最有味。足见有感觉的动物，有情趣的人类，对于秋，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沉，幽远，严厉，萧索的感触来的。不单是诗人，就是被关闭在牢狱里的囚犯，到了秋天，我想也一定会感到一种不能自己的深情；秋之于人，何尝有国别，更何尝有人种阶级的区别呢？不过在中国，文字里有一个“秋士”的成语，读本里又有着很普遍的欧阳子的《秋声》与苏东坡的《赤壁赋》等，就觉得中国的文人，与秋的关系特别深了。可是这秋的深味，尤其是中国的秋的深味，非要在北方，才‘感受得到底。
南国之秋，当然是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，譬如廿四桥的明月，钱塘江的秋潮，普陀山的凉雾，荔枝湾的残荷等等，可是色彩不浓，回味不永．比起北国的秋来，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，稀饭之与馍馍，鲈鱼之与大蟹，黄犬之与骆驼。
秋天，这北国的秋天，若留得住的话，我愿意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—的零头。
1934年8月，在北平
擦 鞋
湖南双峰胡海良[大学生]
擦鞋，这应该属于第三产业的范畴吧。无论大城小镇，大街小享，随处可见—手提着工具箱，一手拿竹椅的妇女、小孩，甚至还有男人 --- 他们已经成了社会上特殊的一群。
然而，我却无法面对擦鞋和擦鞋的人，我不敢将脚高高翘起，让人半跪半蹲在我面前，我不愿看到那些总是低着头，两眼盯着形形色色的脚搜索着的人群，更不愿意看到他们那乞求、茫然、焦虑、无力的铅灰色的眼睛。因为，每每这时，我便会想起我那在黄土地上耕作的母亲。我从不敢将脚高高地抬起在擦鞋人的面前，即使朋友怂恿，我都坚持不肯。
然而，就在不久前的一天，我却主动叫人擦了一次鞋。那天早上，我在一家快餐店吃早餐，一个左脚有点跛、脸色蜡黄、眼球深陷的中年妇女在我身边走过，是个擦鞋的。那妇女朝我的皮鞋扫了几眼，却没有开口，便在我前面的桌边停下。坐着的胖妇人撇了她—眼，转身向前边另外两个擦鞋的招手。胖妇人高高翘起的脚，却依然是中年瘸妇人的惟一视线，我不知那眼睛里蕴含着什么，一时竟向她招手。我很不自然，小心翼翼地抬起脚来。她擦得很仔细，精雕细琢似的，却始终不抬头看我一眼。
我终于忍不住说话。
“大嫂，你擦鞋多久了?”
“1 个多月了。” ．
“怎么不找点别的事做呢?这活挺……挺脏的吧?”我不知该如何措词。
低头，看到—个略微佝偻的背，用一双粗糙灰黑的手在来回晃动，我忽然又想起母亲那
劳作的身影，心中挺不舒服，一直很不舒服。我本不喜欢这一特殊人群永远低着头在地上搜索的样子。但现在我明白，被抬高的固然有人们那膨胀的自我优越感，被擦去的尘埃中却没有永远低头的尊严。然而，我竟依然无法面对擦鞋与擦鞋的人。
我母亲选择的生活
像大多数小孩子一样，我相信我母亲无所不能。她是个活力充沛、朝气蓬勃的女性，打网球，缝制我们所有的衣服，还为一个报纸专栏撰稿。我对她的才艺和美貌崇敬无比。
她爱请客，会花好几小时做饭前小吃，摘了她花园里的鲜花摆满了一屋子，并把家具重新布置让朋友好好跳舞。然而，最爱跳舞的是母亲自己。
我会入迷地看着她在欢聚作乐前盛装打扮。直到今天，我还记得我们喜爱的那件配有深黑色精细网织罩衣的黑裙子，把她的金黄色头发衬托得格外美丽。然后，她会穿上黑色高跟舞鞋，成为在我眼中全世界最美的女人。
可是在31岁的时候，她的生活变了，我的也变了。
仿佛在突然之间，她因为生了一个良性脊瘤而弄至瘫痪，平躺着睡在医院病床上。我当时 10 岁，年纪还太小，不能领路“良性”一词是怎样的反话，因为，她从此以后便永远不一样了。
母亲以她对其他一切事物的那种积极心情面对她的病。“物理治疗”和“残疾”等词成了我们一起进入的那个陌生新世界的一部分。我逐渐开始照顾一向照顾我的母亲。
她终于可以起来坐轮椅了，于是，把她推入厨房便成了我的例行工作。在那里，她指点我把胡萝卜和马铃薯皮削去，以及用鲜蒜、盐和大块牛油揉在要烤的牛肉上的诀窍。
我 11 岁的时候，母亲告诉我她和爹爹将会有个小宝宝。不久，我便成了我那个小妹妹玛莉·特蕾丝的“母亲”。我很快便学会替小宝宝换尿片、洗澡和喂奶。
有一件事我至今仍然记得特别清楚：玛莉·特蕾丝两岁时跌了跤，膝盖的皮蹭破了，她哭了起来，掠过我伸出的双臂则投入我的怀抱。我看到母亲脸上隐约浮现的难过神情时，
已经太晚了，但她只是说道：“她当然应该跑到你那里——你把她照顾得那么好。”
母亲的每一项成就都是我们俩人生命中的大事：驾驶有动力辅助转向和动力辅助煞车装置的汽车，她重返大学读书，以及得到辅导硕士学位。
她努力学习一切有关残疾人士的知识，后来成立了一个名叫残障社的辅导团体。有天晚上，她带我的妹妹和我到那里去。我从没见到那么多身体上有各种不同残疾的人。我回到家时，心想我们多么幸运。她还介绍我们认识一些大脑麻痹患者，让我们知道他们大家都和我们同样聪明。她又教我们怎样和弱智的人沟通，指出他们时常都很亲切和热情。
同于母亲那么乐观地接受了她的处境，我也很少对此感到悲伤怨恨。可是有一天，我不能再心平气和了。在我母亲穿高跟鞋的形象消失以后很久，我家有个晚会，当时我才十几岁，当我看到微笑着的母亲坐在旁边看她的朋友跳舞时，突然醒悟到她的身体缺陷是多么残酷。我脑海里再度映现母亲容光焕发、翩翩起舞的情影，不知道她自己是否也记得。我和她挨近时，看到她虽然面带笑容，却热泪盈眶。我奔回自己的卧房，哭了起来，对上帝大发脾气，对我母亲身受的不平深感愤慨。
我长大以后在州监狱任职，母亲毛遂自荐到监狱去教授写作。我记得只要她一到，囚犯便围着她，专心聆听她讲的每一个字，就像我小时候那样。
她甚至在不能再去监狱时，仍与囚犯通信。有一天，她给了我一封信，叫我寄去给一个姓韦蒙的囚犯。我问她信可不可以看，她应允了，但她完全没想到这信封会给我多大的启
示。信是这么写的：
亲爱的韦蒙：
自从接到你的信后，我便时常想到你。你提起关在监狱里多么难受，我深为同情。可是你说我不能想象坐牢的滋味，那我觉得非说你错了不可。
监狱是许多种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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